1976年的一个夏日，陕西宁陕东江口镇的建筑工地上，工人在挖掘地基时，意外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当工人们撬动泥土后，显露出一个头盖骨的轮廓。此后，当地派出所迅速介入，连夜展开现场勘查，随后又陆续发现了另外三具骸骨。初步判断显示，这并不是一处普通的墓地。遗骸所处的位置混乱不堪，地面上留有明显的挣扎痕迹，专家推测死者生前显然遭受了严酷的对待，甚至可能被活埋在此地。于是，工地随即宣布停工，附近村民也被安全撤离，案件被正式列为重大刑事案件进行深入调查。

然而，调查并未如预期顺利进行。警方查阅了失踪人口记录，却未能找到与此事件相关的线索或旧案，法医的勘验结果显示这些遗骨的埋藏时间可能超过了三十年。在那样的信息来源有限的年代，尸体身份的确认显得几乎不可能，凶手更是无从追查。最终，这些遗骨被重新掩埋，现场留下的标记逐渐让此案被时间所遗忘。案件的沉寂是短暂的，真正使其重新回到中央视野的，并非是局部调查报告或刑侦档案，而是一段早已被战争尘埃覆盖的失踪记录。

追溯至1946年8月10日，在宁陕县东江口镇的情况极为复杂。三名解放区干部携一名向导抵达此地，他们并非前来战斗，而是希望前往西安与国民党谈判。尽管抗日战争已告一段落，但国共矛盾依然纷呈，胡宗南控制下的陕南遥不可及，而王震所部则处于错综复杂、紧张不安的移动环境中。尽管胡宗南释放了谈判的信号，王震并不急于相信，反而选择请示中央，策划了这次出访的代表团。这三位干部并非临时凑成，其中张文津是革命斗争的老资格，身兼干部旅的旅长；吴祖贻具备深厚的学生运动与地方武装经验，担任旅政治部主任；而年轻的毛楚雄，毛泽覃烈士之子，年仅十九岁，是此次任务中最年轻的成员。王震理解前往国民党控制区的危险性，起初并不打算放他出行，但毛楚雄坚持请求参与，最终王震同意了他的随行请求，并为其起了个化名“李信生”。 球友直播官网

出发之前，王震叮嘱道：“到了西安，先找办事处，再设法去延安。”这句话后来成为追寻真相的关键。代表团由杨泗乡出发，因地形不熟悉，请了一名当地向导。原本计划于抵达后前往西安，将谈判结果反馈，但他们到达东江口后，通讯突然中断。此时，当地国民党驻军连长李清润出面接待，随后向上级报告。团长岑运以宴请的名义将四人请至魁星酒楼，饭后又将他们安排至团部休息。这看似一场形式上的欢迎宴，其实已将他们置于国民军的严密监控之下。

夜深人静时，来自上级的命令如风暴般袭来，必须将这三名谈判代表秘密扣押。这一消息来源于1984年调查小组的口述证言，证实命令要求在城隍庙附近的沙滩处进行秘密处置。当有人质疑，“他们不是来谈判的吗？”的确，命令已经明确——“上面有命令，不能放人。”这种转述被后来的调查人员从当地知情者那里记录下。随即，士兵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控制，带至城隍庙后的小坑。他们在黑暗中曾有过清醒与挣扎，但最终却被土填埋。这一因向导出现而导致的四具遗骨的发现，使得1976年的发现不再仅是巧合。

王震在等待中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异样，便通过交通站与地方组织积极寻访，但仍心有不甘，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信息。周恩来也曾向国民党提出交涉，询问代表团的下落，然而胡宗南对此百般推诿，始终坚称再未见过这三名干部。战局逐渐紧张，追查工作无法持续数年，这三名干部的命运仍未得到确切解决。 球友直播官网

转机出现在1979年，吴祖贻的遗孀浦芸湘向中央组织部写信，请求查明丈夫及另外两人的下落。她多年来始终不知丈夫的真实牺牲情况，外界传言四起。这封信使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再次引发重视。1984年，王震亲自成立调查组，工作人员走访宁陕及周边乡镇，尝试找到当时年长的见证者。有人提及当地曾发生的一起旧案，经过逐一核实，证实死者的事迹并不相符。然而，正当调查陷入僵局时，东江口工地出土的四具遗骨引起了再度关注。

调查组找到了曾任副乡长的邓耀俊，他回忆起国民党保安队副队长唐进玉的披露，早有命令截住前往西安的代表并秘密埋掉。随后，民团士兵石友成也描述了他偶然听到的相关对话。这些线索的相互印证，验证了遗骨的埋藏地点，人数、时间和行进路线等信息，最终调查组确认1976年发现的四具遗骨正是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及他们的向导。材料显示，张文津当时四十四岁，吴祖贻三十二岁，而毛楚雄仅有十九岁。

随着遗骨身份的确认，地方政府对他们进行了重新安葬，并给予向导家属适当的抚恤与安排。李先念后来为烈士陵园题字，撰文追念这三位为革命献身的烈士。1985年8月1日，相关纪念文章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周文楠在得知儿子的牺牲经过时，已是七十五岁，她写下了《雄儿，妈妈想念你》，其中那句“楚雄虽然只活了不满十九个春秋”，不只是传闻，而是见证了一位母亲在多年等待后终于得到答案时心中的悲痛与解脱。四具遗骨在黄土中沉寂多年，直至调查档案、老人证言与现场位置相互印证，这段被荒废的历史才有了明了的姓名。 球友直播官网